法学核心期刊2022年第1期要目汇编(三)

发布时间: 2022-09-14 21:53:18 来源:hth华体会体育 作者:华体会体育官方入口

  北律信息网(北宝)陆续推出2022年法学专刊、高校学报(法学文章)及社科类综合刊(法学文章)月度目录盘点。核心范围参考CLSCI、CSSCI(含扩展版)(2021-2022)及北大中文核心评价标准。因篇幅所限,分期推送。已推送 。本期推送已出刊的6家期刊2022年第1期要目。

  内容提要:从寻求保护地球机会的“另外之路”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逐渐登上国际舞台,并与人权在一定时空邂逅。其关乎人的自身发展问题,包括消除贫困以及平等、人权等诸多领域,而人权是加快取得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明智方式。两者相互耦合、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因人权因素的渗透而使其内涵不断扩大,人权的内涵也因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介入而更加丰富,两者在不断深化内涵、增添时代内容中悄然演进。贫困是不可持续的根源,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贫困状态严重妨碍人权的充分实现和享有。中国消除贫困的国际法意义深远,不仅为国际扶贫脱困提供中国样本,而且在维护世界稳定、和平安全、人权保障、消除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作者:刘凤元、马志健(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内容提要:2019年《证券法》对权益变动披露规则在信息披露规则、慢走规则以及罚则标准进行了重构,自修订成果来看,平衡理论没有得到贯彻,收购预警机制的功能进一步彰显。信息披露规则应结合最新个案逐渐形成标准,慢走规则宜保留并转向责任的分担。限制表决权及大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仍是违规责任承担的主要方式,未来没收违法所得应有适用空间,并可探索代表人民事诉讼作为重要的救济手段。

  作者:何锦前、赵福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内容提要:在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初期,被追诉人获得切实有效的律师帮助是公正审判的基本特征,而限制律师帮助则属于例外情形。伯兹诉比利时案判决反映了人权法院对待法定限制律师帮助权所秉持的审查立场,即无论是否具有迫不得已的理由限制律师帮助权,均应采取整体平衡的审查方法。只不过缺乏迫不得已的理由,人权法院应在考虑相关平衡因素的基础上严格审查诉讼程序的整体公正性。对律师帮助权的法定限制并不能解除政府基于例外性、临时性、个案评估的审查责任。立足我国法律实践,反思我国与人权法院之间的差距,人权法院的欧洲实践对完善我国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具有借鉴意义。

  内容提要:“合同僵局”的内涵及定位等基本问题模糊不清,导致法律适用中当事人合法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需要澄清。“合同僵局”本质是债权人双重主体身份的对立,此时债权人既是不行使单方解除权权利滥用的主体,又是合理信赖落空处于不利境地的主体。据此,建议从“合同僵局”本质来构建可行的合同拘束力逃逸机制:一方面应类型化交易中的权利滥用行为,依据伪“合同僵局”、双方型“合同僵局”以及涉他型“合同僵局”三种类型,明晰《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司法解除的行使条件,避免法院与仲裁机构裁量的恣意;另一方面应限缩《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赋予债权人充分赔偿并引入再交涉义务,系统性维护当事人的合理信赖。

  内容提要:为了落实对于公民财产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给债权人提供及时、充分和更加人性化的违约救济,并避免对于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施加不合比例的限制,《民法典》第581条确立了一种兼具强制履行和金钱赔偿特征且较接近于回复原状理想的“违约救济”: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对于此种请求权,在债务人负担的义务为“不作为”或者“给与的给付”时,即使债务不得强制履行,债权人通常也不得主张。只有在债务人负担的是种类行为之债或“种类行为因素”占据重要地位的“混合给付”,且债务的履行不依赖其他债务人的信赖、与其他债务人的长期协作、磨合,以及替代履行无需债务人、其他债务人及其履行辅助人的协助时,债权人才可以主张。债权人主张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无需以其自己或者第三人实际进行了替代履行为要件,更无需等待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此外,除了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远高于金钱赔偿的数额以外,债权人既可以主张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也可以主张金钱赔偿,二者构成请求权竞合。

  内容提要:海南自贸港的仲裁机制应置于国际竞争中去考量。在海南自贸港中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该制度自身发展的规律。尽管目前临时仲裁制度已在自贸区内有限开放,但临时仲裁制度在海南自贸港落地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我国仲裁机构的定位不合理,“三特定”的界限模糊,临时仲裁裁决的执行和认可缺乏规制,现有临时仲裁规则普适性的缺失。我国香港地区的临时仲裁的发展数据表明,成熟和强大的法律体系、临时仲裁的高度保密性、仲裁机构的有限介入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该项制度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值得参考。海南自贸港在立法路径上可根据《立法法》对《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作出变通处理或者根据《立法法》对临时仲裁制度作出系统性的规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应重新认识仲裁机构的促进性和服务性并高度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还原临时仲裁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临时仲裁;海南自由贸易港;我国香港地区临时仲裁;意思自治;立法路径

  内容提要: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学科中发展最为迅捷的一个分支,被广泛地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生物识别信息因其所具备的专属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在大量身份核验的场景被采集,在审慎借鉴欧美先进立法经验和对我国实践困境的反思基础上,我国应当构建完善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制度,优化生物识别技术的刑事规制界限,完善生物识别信息层次特殊保护体系,将滥用生物识别信息行为入罪,实现生物识别信息合理开发利用与公民个人有序生活不受侵扰的基本价值诉求之平衡。

  内容提要:《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

  作者:储槐植、张拓(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商标专用权”是我国清末从日本移植的术语,自近代立法一直沿用至今。从近代语源来看,商标专用权是指商标注册之后产生的排他权利,并非指区别于“禁用权”的“单纯使用权”,也没有排除许可、转让等权能的含义。权利保护范围超出权利界定的表述,是知识产权的共性,不是商标权的特点,也不是商标专用权表述的缺陷。把商标权完全表述为禁用权、以统合权利界定与保护范围,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因为权利应当表述为自由,不能表述为不自由。

  内容提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管辖的专门性规范,司法实践在适用既有国内及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适用的管辖规范。尽管近期司法实践围绕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创设了“适当联系”“更密切联系”等管辖标准,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规则形成方法并不利于形成对法律的稳定预期。应构建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国际司法管辖的一般规则,具体解决专属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合并管辖、临时措施管辖以及国际诉讼竞合管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纠纷的特殊因素只要纳入上述分析框架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管辖结论。

  关键词:跨境知识产权侵权;国际民事诉讼管辖;对人管辖权;对事管辖权;国际诉讼竞合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在OPPO公司诉夏普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的二审管辖权异议裁定中认定,我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纠纷拥有管辖权,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诉讼程序上明确我国法院拥有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案件的管辖权,但是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司法裁判的具体规则仍待研究。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法院应尽力促成双方达成FRAND许可协议,在双方充分协商但仍无法达成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应遵循FRAND原则和尊重商业惯例,可以根据权利人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分布的地域范围和实施人生产、销售无线通信产品的市场情况,裁判一个全球统一的许可费率,或者区分不同国家的市场区域裁判若干个许可费率。如某一域外法院已就本国的许可费率作出裁判,我国法院裁判全球许可费率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据此调整费率。法院作出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判决后,应保障判决得到切实履行,可通过适用行为保全或民事一审判决先予执行制度,促成双方尽快达成FRAND许可协议。

  关键词: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专利许可费率;判决执行

  内容提要:版权本为法定垄断之权。通常而言,正常行使版权并不会构成版权滥用,更不可能构成垄断行为。文娱领域的个体作品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对个体作品的版权行使极少会影响市场竞争。聚合一定量级版权的互联网内容平台是否构成垄断需要基于竞争法原理,结合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进行个案判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以来,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应当进一步加强版权保护工作,而不是无端限制权利的正常行使。在此背景下,《著作权法》不宜规定所谓“版权滥用原则”。《反垄断法》对版权行使也应保持谦抑,避免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度侵蚀。

  内容提要:专利主张实体(PAE)在促进专利二级市场流通、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逐渐呈现出反竞争的苗头,有必要以反垄断法进行规制。反垄断法规制PAE的难点在于规制专利私掠行为。现行法下,认定为共同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及纵向垄断协议均存在困境。理想的方案是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细化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认定要件,同时将特定对赌性协议界定为转售价格维持。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874条从文义解释上看,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且与相关法规存在冲突,亟待解释澄清。从目的性、体系性及社会学解释出发,该条中“受让人、被许可人”的主观状态应限定为善意。依基本逻辑推断,“由让与人或者许可人承担责任”中的“责任”应解释为“赔偿责任”,结合其规范意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意为负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从句末但书“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反推,《民法典》第874条实为技术合同双方对他人侵权的内部责任分配之规定,“赔偿责任”应再限缩解释为“内部赔偿责任”。《民法典》第874条授予了善意受让人、被许可人对让与人、许可人的追偿权,该条与《专利法》第77条、《民法典》第1169条相配合,使得前两者负先付责任或不真正连带责任。

  关键词: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善意第三人;无过错责任;追偿权;不线.比较法视角下我国商业秘密“吹哨人”责任豁免制度的完善

  内容提要:欧盟和美国的商业秘密“吹哨人”责任豁免制度的立法与司法近况表明,商业秘密“吹哨人”责任豁免条款的体系解释冲突与“吹哨人”披露主体和行为的相关问题是制度难题。我国商业秘密“吹哨人”责任豁免制度可借助《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第4项规范文本展开。在立法范本方面,《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模式具有借鉴价值。基于我国目前强化保护商业秘密的法政策立场,现有商业秘密“吹哨人”的责任豁免制度应当进行限缩性解读。我国未来商业秘密专门保护法下的“吹哨人”责任豁免条款完善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面向展开。

  内容提要:新技术发展浪潮下,日本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规制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引入了被誉为“日版美国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柔性合理使用条款,增加了日本著作权法应对新技术的制度弹性。同时,为兼顾著作权人利益保护区分了条款的柔性程度,在扩大开放性的同时,通过限制开放性范围与开放性程度维持立法的确定性。日本柔性合理使用条款的引入不仅标志着日本著作权法治理方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提供了区别于美国合理使用一般性条款的制度范本,其制度设计内核与路径选择考量,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制度完善与本土创新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对《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24条第1款第13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中的“其他情形”附加“特定”限制条件以调控开放性,同时明确规定新技术领域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以保障确定性。

  内容提要:在欠缺其他合法性基础情形下,信息主体同意是否适用,关键在于处理的个人信息是否含直接标识符。直接标识符能单独表征信息主体身份,从而使信息处理风险与信息主体身份精准连结。因此,出于尊重陌生人社会信息主体隐匿身份的自由、尊重信息主体对处理风险的自主决策,信息主体可以通过同意控制含直接标识符的个人信息,即“单独识别个人信息”。但同意不适用于“结合识别个人信息”。首先,结合识别个人信息具有模糊性,个人信息处理者难以就此直接识别信息主体身份进而征求同意。其次,《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处理结合识别个人信息不需告知规则,逻辑上也要求有相应的不需同意规则。最后,结合识别个人信息不适用同意规则也是实现“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这一立法目的的可行路径。

  内容提要:目的限制原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要求信息处理活动不得溢出信息收集时的初始目的,以保障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控制与支配。然而,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多维 度利用日趋常态化与复杂化,导致信息处理目的难以在信息收集阶段完全确定下来,严格的目的限制原则忽视了个人信息的利用价值。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均为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不能顾此失彼,因此,有必要在个人信息类型化视角下重塑目的限制原则的规范内涵。申言之,处理个人敏感信息必须恪守目的限制原则,禁止超越初始目的范围处理之;处理个人一般信息原则上亦须遵从目的限制原则,但特殊情形下允许超越初始目的而处理信息,前提是不得引发高于信息主体所预期的风险。

  内容提要:将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定位为一般侵权行为,其损害赔偿主观要件采过错归责原则,是《民法典》中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赔偿的既有逻辑。然而证据偏在和过错要件事实识别的困境阻碍了受害人获得诉讼上的有效救济,降低证明标准的缓和方案难有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采过错推定的主观归责原则,但证明责任倒置方式救济乏力,亦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受害人的弱势地位。重塑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要件,确立无过错归责原则并未突破现有的立法框架,且有利于个人信息权的有效保护,能够更好地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和社会公益原则。在此基础上,应将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定位为特殊侵权行为。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证明及庭审程序的推进围绕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三个法律构成要件展开。

  内容提要: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同时存在着内涵不清与外延不当扩张的缺陷,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到识别性标准与个人信息权对于判断公民个人信息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理论研究一方面对识别性的识别限度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则缺失对个人信息权之权利属性与构造的深入挖掘,以致无法为实务提供理想的操作方案与背书理由。应当在限定识别深度与明确个人信息权之权利内涵的基础上,采取由识别性至个人信息权的双重检视路径,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因非法出售、提供、获取具备识别性的信息而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场合。

  内容提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内协调农民集体成员关系,对外连接市场、村委会和国家,是一个关系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是集体所有制在私法上的表达。只有协调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才能理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权利主体规范逻辑,进而确定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机制以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民主参与权利、保障成员的权益分配公平、保障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的监督为重点。外部治理机制包含三个方面:应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之间公共职能和经营职能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接受国家公权力介入而构建外部监督机制;以集体资产集中交易平台为中心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内容提要:划定损害赔偿范围的法技术工具通常被认为是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缘起于完全赔偿原则对因果关系的采用,解释论上为弥补事实因果关系的不足发展出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以“一般地提高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作为理论构成,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本源意义的相当因果关系已无法有效规范损害赔偿的范围,为达致法结论的妥当性,基于盖然性立场的相当因果关系开始转向法评价立场的相当因果关系。同时,规范目的说抛弃了相当因果关系的思考方法转而直接对损害赔偿范围实施规范性的评价工作。从相当因果关系的“输出国”来看,法评价立场的相当因果关系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相当因果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潜在的变迁,并受到其他理论构成的强烈冲击。从我国本土资源来看,立法上形成了以合理性为中心法律构成,司法上亦倾向于有别于因果关系的主观路径。基于此,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应摒弃相当因果关系的法技术,在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基础上寻求规范性的理论构成,从而更具优越性。

  内容提要:免责考察制度是个人破产立法中的核心问题,其法律构造包括免责条件和免责程序两大部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确立了免责考察制度的初步框架,但其免责条件规则对不予免责的债务情形和债务人情形规定不尽完善、缺乏对债务人清偿能力的考量,免责程序规则对免责申请的启动缺乏前置性程序的制约、许可免责程序过于复杂、对债务人所受的权利能力限制的规定过于简单。应在整体主义和利益平衡的理念下完善我国个人破产法上免责考察制度的法律构造。在完善免责条件规则层面,应当删除不予免责债务中的雇佣之债、设置所欠税款年限限制、明晰兜底条款范围,增加不予免责债务人情形中的原则性规定、设置债务人不当行为的审查时间,并在免责条件中纳入对债务人清偿能力的考察。在完善免责程序规则层面,应当以和解作为免责考察的前置程序,简化适格债务人的许可免责程序,完善破产失权和复权制度,进而构建更为合理的个人破产制度规则,为全国性的个人破产立法提供有益经验。

  内容提要:公司债券具有继续性和关系性合同的性质,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工具,在持续履行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如何解决,是一个重要议题。我国债券司法实践中有在发行人预期违约下提前解除债券合同之做法,其目标是为受侵害之投资者提供加速到期之救济。然而债券上不仅承载持有人的期待利益,亦存有债务人之期限利益,司法上需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平衡,避免风险负担的转嫁和扭曲。对此,我国法上虽无债券加速到期制度,但观诸域外立法例以及《民法典》中体现的信用交易的规范理念,应当对之有所区分和调和。司法上宜以信用风险程度之大小为基础分别适用渐进式解除权和径直式解除权;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作为共同要件,准确把握解除权的构成要件;以商事准则为基础进行综合判断,避免债权人解除的任意化;促进债券商事信用的建设。

  内容提要:裁量怠惰与滥用两种瑕疵的存在,使得作为最适控权工具的裁量基准,既要保证控权规则的普遍遵循,又要关照个案情况的特殊考量。无论是填补规则漏洞的需要,还是依法行政的要求,抑或是实质法治的需要,都可以证成个案特殊情况下,执法者基于立法目的和裁量原意之考量,例外逸脱适用裁量基准的正当性。为了减轻逸脱适用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风险,又有必要通过事前设定正当合理的逸脱启动条件、事中提供具体翔实的逸脱操作程序、事后创设安全可靠的逸脱监督机制之方式,确保逸脱行为始终作为一种合法的、例外的、必要的、谦抑的裁量基准调节装置而存在。

  内容提要:罚款和执行罚是行政机关常用的执法手段。行政罚款具有一般威慑和特别威慑的效果,同样具有强制的目的和功能,可以适用于不履行具体行政义务的情形,也可以采用按日计罚的数额计算方式。目的、功能、适用对象和按日计罚等,都不是罚款和执行罚的本质区别。行政执行罚的根本特质在于其“告诫—决定—执行”的规范结构。“告诫”是产生强制效果的根源,而“决定”和“执行”仅在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才需作出。“告诫—决定—执行”的规范结构决定了行政执行罚是强制执行手段而非行政处罚,它只能适用于不履行具体义务的情形,并且可以反复适用。我国《行政强制法》中的执行罚规定过于简略,应当对执行罚的告知、决定、执行和反复适用等内容进行完善,同时为执行罚冠以特殊名称,以解决识别困难的问题。《环境保护法》上的“按日连续处罚”是一种执行罚,但是相关规定仍有逻辑不统一之处。

  内容提要:刑事合规抗辩活动中,抗辩行为属性的转变、合规计划评价标准的复杂化与对抗式庭审格局的冲击致使传统的证明责任配置模式亟需调整。基于诉讼便利、政策目标等因素的分析,“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模式是较为可取的选择。立足于有效性评估标准的分化,应要求被告方对合规计划“合理建设”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控诉方则围绕合规计划“有效运行”展开进一步的证明。同时,通过法官提示义务、企业协助义务和社会第三方强制参与等机制的建设,为刑事合规改革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运作提供可行的方案。

  内容提要: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更迭挑战了现有的法律,引发了关于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支持合法化最有力的理由是生育权,但事实上只有无法克服客观生育障碍的少数人的需求才值得回应,并且,帮助一个人克服生育障碍不应以牺牲他人的人格利益为代价。因为,行为直接关涉人核心的物质性人格利益,这类人格利益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健康,支配这类利益应当以尊重人格价值为基本前提,因此不宜以有偿的商业化方式进行交易。而在非交易关系中,无偿行为或可为的合法性辩护。但即便是无偿的行为,仍须符合一些禁止性条件。

  内容提要:许多国家出台了反制裁立法以应对外国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但实际效果存疑。2021年5月12日,在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中欧洲法院佐审官首次就欧盟《阻断法》的具体适用澄清立场。结合对立法宗旨和文本的严格解释,佐审官肯定了《阻断法》第5条的效力,同时亦指出《阻断法》的制度设计将导致当事人处于两难境地,需要立法机构反思。我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反外国制裁法律法规,引入了与欧盟类似的禁止遵守、损害赔偿、例外豁免等项制度,但实践中可能面临同样的难题。合理界定禁止遵守义务的范围,进一步明确行使追偿权的主体、对象与条件,细化例外豁免申请的实体与程序规则,落实完善补偿机制,将是落实、完善我国反制裁立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内容提要:乡村全面振兴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构建。为整合发挥立法合力,有效推动本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振兴地方立法要以地方“三农”领域的基本法为本色,以促进法为内质,重点着眼于农业产业发展、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等维度,在制度层面予以规范表达与系统阐释,同时也要注重凝练提升地方立法独立品格与特色。

  内容提要: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和2020年《民法典》颁布后,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正式入法。入法后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实施中存在农民集体主体错位、流转主体利益受损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风险。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施风险的生成主要是受到制度内容的立法表达瑕疵、农村土地流转的过度市场化和土地利用受经济利益畸形驱动等因素的影响。以彰显我国土地法治改革的功能与价值为基础,从法律规则适用视角出发,妥当解释法律规范、及时完善配套制度和全面推进严格执法,有助于防范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施风险,并可促使承包地“三权分置”法律规则实现预期的规范目的。

  内容提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决议被否定后,依据该决议与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受影响以及受怎样的影响,学界目前尚未有定论。《民法典》第85条、第94条确立的善意相对人保护规则,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议外部效力规则的构造提供了指引。在解释论视角下,应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部行为的性质确定类推适用的依据,对于善意相对人保护规则的适用疑义,可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予以澄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议外部效力规则的完善,应跳出“相对无效说”的藩篱,借鉴无权代理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追认的权利,并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调整及调和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实现法律关系的稳定与个案处理的公正。

  内容提要:法律草案的起草活动应当受到宪法的拘束,这是“依宪立法”和“依法立法”的应有之义。法律草案说明是重要的立法背景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宪法判断。起草部门在法律草案说明中援用宪法论证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是宪法影响法律起草活动的集中体现。经验研究发现,法律草案说明中的宪法判断发挥了确认立法权来源、明确法律草案内容的宪法依据、宣示法律草案整体合宪性的功能。起草部门在法律草案说明中对特定的宪法问题进行阐述,有助于强调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推动相关宪法问题的讨论,揭示和消除法律草案中可能存在的宪法争议。虽然法律草案说明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遵循党中央在草案说明中作出的宪法判断,充分尊重委员长会议在法律草案中作出的宪法判断,认真考虑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作出的宪法判断。

  内容提要:地方立法作为一种决策过程,各环节牵涉多个行政部门,部门利益展现于各阶段。本文以《G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的制定过程为例,探究地方立法过程中职权交叉点避责的博弈模型。从分析案例可以看到,在起草、审议、审查几个不同的立法阶段,几大主要部门展开六轮博弈,在部门利益本位驱动下使用博弈工具,寻求职权交叉点避责,在同级主导的立法起草过程中博弈强度达到最大。立法博弈过程存在博弈工具、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三种运行逻辑,最终指向都是职权交叉点的避责。这种博弈行为模式给地方立法带来诸多困境,需要采取若干措施规制地方立法中可能泛滥的部门利益。

  内容提要:刑法学界和实务界产生预备行为实行化以及形式预备犯处罚的主流解读,有违《刑法》第22条的规范事实,也导致实质预备犯的合理增设以及重益侵害紧迫危险的预备犯规制饱受预防刑法体系过度前置化之诟病。犯罪预备并非着手实行前的犯罪状态,预备行为本身就具备“实行性”客观状态,而并非由法律拟制或修正构成要件而来。犯罪预备“实行性”规则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犯罪预备行为实行性在于描述中立性的事实状态;其二,预备犯实行性在于确立否定性的价值评价。基于此,预备实行行为存在既遂、未遂、中止等犯罪形态。“行为具体性和危害直接性”的二元标准说应当作为预备实行行为的“着手”认定方法,这可以更为明确地防止一般性违法行为或者日常生活行为被纳入预备犯的规制范畴。

  内容提要:纪检监察研究受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纪检和监察的差异进行区分式研究,1993年纪检监察合署改革引起相关研究转向,2016年监察改革再次引导研究内容和方向的转变。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纪检监察的相关文献,本文总结该领域研究所涉领域、主题分布、研究进展、研究方向调整等内容,反思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疏离等问题。本文还以监察改革全面深化为背景,提出纪检监察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立足本土化语境和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制度现实,推进纪检监察一体化和跨学科研究,合理界定纪检监察学科体系。

  内容提要:基于语言自身的缺点,而法律规范又不得不借助于语言来表达,因此,条约解释对国际法的实施至为关键。“条约解释的时间要素”涉及的问题复杂,分歧较多,在1969年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并没有相关明文规定,时间要素问题被认为是隐含在该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的“可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之中。实际上,“时间要素”自近现代国际法诞生起就受到重视,在国际法实施或诸多国际法争端案件解决中时常使用,故对条约解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确其在解释中的作用可以延长国际条约的生命力,使条约得到有效的实施、案件得到较为公正的裁决;但是如果听任解释者对其自由裁量,则可能会导致条约难以有效实施或案件裁决不公。为此,需明确条约解释时间要素的客观性,强调特定术语含义的客观变化是缘于时间的推移,同时这种术语含义的变化并不能任由解释者主观自由裁量,才能为条约的有效实施或案件的公正裁决创造有利条件。

  内容提要:史尚宽在近现代立法史及法学学术史上有重要贡献和典型意义,但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甚少。本文通过回顾和重述史尚宽的生平和立法经历,试图解析几个主要问题:他独特的立法功力最初来自哪里?史尚宽何以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民法典起草主将?他在立法上的历史贡献是什么?他有过怎样的挫折遭遇?他究竟是什么性格和类型的法科知识人?

  内容提要:《民法总则》更新了《民法通则》确立的民法基本原则,体现了经济理论的更新和经济体制的更新,外加生态观念的更新,经过这番更新,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内容减少,国际共同规则增多,代表了我国民法学和民事立法对商品经济的民法观的疏离。但随着我国民法典编纂完成导致的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回归民法,以及人格权编的新设,我国过去以商品交换法为参照系建构的民法基本原则体系还需要重建,以便得到留存和新纳的基本原则能涵摄这三个新的民法典分则编。商品交换法的民法基本原则观的最典型遗留是基本为我国学界独倡的平等原则。学说上的民法基本原则体系可以跟立法的不一致。我国民法应有四项基本原则,即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绿色原则、意思自治与国家的保护性干预相结合原则。

  内容提要:以受害人与有过失为理由,减免加害人之损害赔偿义务,本是一个蕴藏朴实的道理,而一时却难以在规范上圆满实践。其规范化所遭遇之第一个问题是,就受害人对自己利益之维护,在法律上是否得对其课以义务,当中涉及有无及范围的问题。由之发展出“对己义务”之法律关系的类型,以规定或说明应如何对其规范的特殊问题。其次为在与有过失有关之法律关系的发展,受害人在契约责任、危险责任及侵权责任应如何为其使用人及代理人之故意或过失行为负责。特别是未成年人是否应为其法定代理人之侵权责任负责?另其适用之赔偿责任的规范基础是否含侵权责任、契约责任及危险责任。再则与有过失所指涉之损害分担的基础应当是其行为或负责因素之原因力或过失程度?这些问题,在现代民法经过一个世纪以上之发展,学说见解依然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需要究诸实际案例,逐步发展。

  内容提要: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本旨为配偶间真实与完整达成离婚意愿的议约期,由此令双方审慎对待离婚协议的全面协商过程,达致化解婚姻危机、阻遏轻率离婚的价值功用。离婚冷静期内双方权利义务总体不变,但冷静期内存有家庭暴力等威胁因素则应强化彼此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双方缔结离婚协议应秉承诚信与审慎义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应予限缩;忠诚义务需予维持而同居义务则相对弱化。离婚冷静期一般应限于登记离婚中,诉讼离婚程序因已体现令当事人“冷静”参与的强烈政策导向,故仅在特定情况下即诉讼离婚中的调解离婚可予准用离婚冷静期,且在准用期间上不应一概而论。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133条不再将民事法律行为限定为“合法行为”,从而,《民法典》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当于《民法通则》中的“民事行为”,并与大陆法系中通行的“法律行为”一词本质相同。《民法典》第133条所规定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目的(而非效果),这一目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重要标志。在《民法典》的规则体系中,意思表示与民事法律行为不同,意思表示生效之后方有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可能;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不存在所谓“不需要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传统学说所称意思表示的“要素”,所表达的往往是一个正常的意思表示所具有的“元素”。在对意思表示的元素进行拆分观察时,将其客观方面拆为三部分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外部行为、客观所表现出的受拘束的意思、客观所追求的私法效果。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仍停留在我国民法学说讨论之中,未进入《民法典》的规则体系。

  内容提要:COVID-19疫情的持续性发展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生命健康取舍成为争议焦点,呼吁专利豁免的声音也再次出现。但放弃专利保护无法真正实现保障公共健康安全的目的,提高疫苗及相关药品的可及性才是阻止疫情扩散的根本。作为应对公共健康事件的重要手段,我国虽早有强制许可制度及相关规定,但该制度本身存在一定欠缺且至今未实际适用,因而须在学习域外相对成熟适用经验的前提下对具体政策进行完善与调整,并通过全球协力合作增进公共健康安全领域的药品分配正义。在制度应对上,可适当扩展可申请的主体范围与适用主体,简化适用程序,强化保障与救济机制;在政策安排上,可加强各国政府组织间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交流与协作。

  内容提要: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是社会个体基于个案感受的公共司法质疑汇集,网络时代的社会变革赋予了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全新的内涵,网络空间中热点刑事案件频现,带来了更多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的同时,也为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同提供了全新机遇。促进刑事法学回归常识、保障并完善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提升刑事裁判的沟通属性,引导公众认可激励性刑法预防理念,应当成为网络时代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的合理化解路径。

  内容提要:不恰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可能会对当事人权益、司法公信力等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完善上网文书的撤回机制,是法院风险控制和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裁判文书上网后撤回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操作规范的缺失使得实践层面审查程序无法可依,大大影响了纠错功效的发挥。结合被遗忘权对撤回机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从公权力、私权利的角度分析确定当事人的程序地位,从司法知情权、个人隐私权的角度判断是否应当撤回,从审判权、审判管理权的角度明确撤回的审查程序,从独占化、共享化的角度分析如何实现撤回效果。最后以法院需求为出发点,提出公共利益优先、程序正当、可分割性、可识别等原则,从实务角度提出相应的可行性优化建议。

  内容提要:数字人民币已在国内试点,跨境流动亦是必然趋势。与传统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不仅具有安全、效率和成本优势,能够优化货币管理,还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但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态,数字人民币也面临削弱货币主权、技术不成熟与不兼容、基础设施不配套和流通风险等挑战。为因应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和应对以上挑战,应该以维护我国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增强数字人民币综合竞争力和强化我国的金融风险控制和应对能力为应然逻辑,以建设良好的支付基础设施及其标准、制定完善的法律和监管规则,并加强与他国的法律、监管与政策合作为具体进路。

  内容提要:《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安保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屡见不鲜,并被大量泛化适用。欲明确义务边界,首先,需厘清我国侵权法上安保义务学说的来龙去脉,理解该义务主体限缩、内容宽泛的独特性;其次,须从比较法入手,以交往安全义务的类型论为参照,明辨安保义务的基础法理,严格区分物权型与债权型来源。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顾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中立的特点,区分直接与间接侵权场景,严格限定其安保义务的内容及范围;最后,还需将上述理论落实到《民法典》的规范层面,厘清网络侵权与违反安保义务规则的沟通机制,将安保义务嵌入网络侵权相关条文的逻辑结构,进而重构规则背后的法解释体系。

  内容提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石。其实现路径是有效开展法治教育。然而,我国虽已大规模实施了多年法治教育,却仍面临法治教育定位不清晰、内容不完整、方法单一、效果不佳等严峻的现实问题。从主体角度进行审视,其症结主要表现在教育力量过于分散、教育主体专业化程度不高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则在于完整构建法治教育的理论体系,通过概念模块、工具模块、目的模块、价值模块等四个子系统的构建,厘清法治教育的性质、功能、目标、价值,并以此为认知连接点,构筑起法治教育人才共同体,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法治教育专门人才,促进法治教育效果的全面提升。

  内容提要: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是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和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重要内容。股份有偿退出主要指成员内部转让和集体赎回,个别地区还允许有限的外部转让。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呈现退出条件侧重强调保障性、受让主体主要限于集体内部、退出程序凸显更多限制性、退出效果呈现受让权利有限性与转出权利延伸性等特别性。就股份退出的实体法规范而言,无论是集体成员丧失成员资格还是损害本集体利益均不宜强制其退出股份;赎回资金宜从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积公益金而非经营收益中列支;股份转让中,受让股份份额宜受户内集体成员人均占股最高比例限制。就股份退出的程序法规范而言,宜保留集体同意权并明确权力和执行机关分工行使同意权、分类缩限适用户内集体成员同意权、确立集体成员先于集体享有优先购买权、明确股东名册和登记机关的股份变更登记分别为退出的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

  内容提要: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合同由于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受让人存在承担公司资本充实与公司债务补偿的双重风险,需证明其不存在“明知或者应知”转让人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才可免除责任风险。在公司资本充实责任风险下,鉴于资本充实责任是一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法律赋予受让人对出让人的资本充实风险有明确的审查义务,若转让人因此而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合同效力不受影响,受让人可以主张权利抗辩,并享有行使股东派生诉讼的权利。而在公司债务补偿责任风险下,往往面临着法律适用冲突的风险,不能简单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应综合考虑受让人的利益保护。虽然认缴资本制下出资人可以在出资期限到来之前转让股权,这加剧了受让人主观判断的风险,但受让人可以在适当的情形下通过否定公司独立人格确定转让人的责任范围。在排除受让人主观上存在“明知或者应知”转让人瑕疵出资的可能性后,受让人在遵循股权特有属性的基础上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615条的规定,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选择主张转让股东继续履行出资义务。

  内容提要:国际层面的制裁可分为经联合国授权的制裁和单边制裁,前者在合法性方面整体不存在争议,而后者的合法性则存在较大争议。应对制裁的方法中较为常见和有效的是反制裁,而反制裁是否合法也值得研究。本文拟对反制裁措施在国际法上是否合法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刚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及相关立法,对我国树立和完善反制裁立法体系建言献策。

  内容提要:判定行政机关是否存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应从其有无监督管理职责、有无具体履职手段和是否穷尽履职手段三个方面来审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不同于普通诉讼中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法定职责是指行政机关的对外管理职责,而监督管理职责既包括对外管理职责,也包括对内监督职责等。行政机关的履职手段既包括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责令纠正违法、征收税费等执法性措施,也包括检查报告、转交、代为修复等事实性手段。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应重点从其主观上是否有不履行的故意,客观上是否穷尽法律法规授权的履职手段进行审查,而不能简单将公共利益是否脱离受损状态的结果作为判断依据。

  内容提要:我国《民法典》实质上已经规定了《商法通则》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民法典》的总则编客观上具备了“商法总则”的功能。当前我国民商立法存在“商法过度”与“商法不足”的弊端。“民法的商法化”“民商合一、合而不同”等现代私法的理念和技术应当被我国民商事立法者与民商事裁判者加以借鉴和发扬。我国商事立法的核心问题是商事一般条款的完善,我国应当通过“商法的方法”创设我国特有的商法规范。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四领域”和“两类型”的方式共同确定了纳入行政公益诉讼保护的公益范围,这样的确定方式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为当前社会急需保护的公共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它也使得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益范围狭窄,在实质上与“公益诉讼”的名称相背离,并且会进一步引发救济范围限缩、实践依据不牢、预期目标落空和公益领域重叠等问题。因此,需要抛弃现有的确定方式,采用公益标准判断作为识别公共利益的法定方式,这些标准包括国家标准、主体标准、质量标准和公平标准。

  内容提要:留置作为一项监察调查权,是由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的、针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性限制措施,该性质的明确是监察留置得以自洽的前提和基础。因其内容的强制性,留置措施的规范设置及规则适用应坚守谦抑审慎的法治态度,在留置对象范围的设置上应以公职性作为界定标准;在留置适用的事实条件上应结合实践中的常见情形进行类型化、具体化、有针对性的标准设置,为实现留置规则的自洽进而推进监察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提供更合理规范的操作标准。

  内容提要:作为2018年修宪时新增设的国家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基于自身的宪法地位享有独立的立法权,以便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供给配套的监察法规。目前,尽管已经获得了监察法规制定权,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权在权力来源、内容范围以及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制定程序等方面仍存在规范层面上的缺失,并由此导致监察工作实践中的多重因境。有鉴于此,应当结合国家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未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措施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权进行法治构建,充实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权的内容,建立健全监察法规制定程序,以满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规范供给与实践需求。

  内容提要:在我国《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察赔偿制度后,《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一条进一步规定了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适用情形、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等,使得监察赔偿制度具有了可操作性,要依据体系解释的方式对这些规则予以适用。但现行监察赔偿规则相对于实践需求还存在制度供应不足。为实现规范和制约监察权的目标,未来需进一步完善监察赔偿的具体赔偿内容、程序、救济途径等。监察赔偿属于独立的国家赔偿类型,在监察法律体系中确定与监察体制相对应的监察赔偿规则,同时对《国家赔偿法》作相应的修改:确立监察赔偿的基本原则,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不宜大篇幅涉及的规则进行规定。

  内容提要:《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否规定了被遗忘权,有不同看法。其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删除权,就规定了本土化的被遗忘权。依照其规定,被遗忘权是指自然人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对处理目的已经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不再必要的个人信息,未被个人信息处理者主动删除的,所享有的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被遗忘权的法律属性,是人格权请求权。对于拒不履行删除义务造成个人信息权损害的,应当适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保护。

  内容提要:我国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效果模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为节点,由之前实定法中德国式的“契约地位承受”,到其后虽无明确规定但实务中依然沿袭的暧昧态度,体现了我国立法在效果模式上的模棱两可,也为其他效果理论留下证呈的空间。检视其他效果模式,存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分配不合理、与现行法律体系不兼容等缺陷。故此,应当矫治我国买卖不破租赁法律效果理论上的“物权化”倾向,以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为基础,明确租赁物所有权人对受让人的告知义务及在买卖合同中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我国当构建债法路径下的买卖不破租赁法律效果:应赋予买受人自由意志下救济途径的选择权,避免其利益在租赁权欠缺公示效力的情况下受到损害;应将承租人享有的权利限定在原租赁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而不享有对规则适用的选择权。

  内容提要:对于股权让与担保,应基于担保物权说对其制度体系进行展开。担保物权说尊重让与担保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且担保物权说与现行法更为契合,《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扫清了担保物权说的理论障碍并贯彻了其逻辑,而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倾向于按照担保物权说的思路进行裁判。在股权让与担保的具体效力问题中,担保物权说相较于所有权构成说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可以与意思自治、外观主义原则进行衔接,从而实现更好的法效果。此外,应为股权让与担保当事人提供对于担保事项进行记载和公示的方案,如在工商登记簿上加以注明,从而阻却瑕疵外观的形成。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特别的过失犯,监督过失的因果性是指监督者的过失与被监督者的非合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性。引起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是监督过失因果性的常态体现,引起被监督者的故意行为是监督过失因果性的非常态体现。立于过失犯是结果犯的本质逻辑和恰当限制监督过失的责任主体范围,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应以危害结果避免义务作为实质内容。监督过失的定罪实践应先采用类型化的定罪思维,而当存在两个以上的责任主体时,则应将纵向监督过失或横向监督过失的个案予以共犯化处置,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且有利于合理有效地惩防监督过失。监督过失是刑事合规的题中之义,且其对共同犯罪的理论改造价值也值得重视。

  内容提要:《民法典》实施后,国际民商事条约在我国适用的法律依据发生了体系性变化。虽然《民法典》未对国际条约适用问题进行规定,但国际民商事条约仍可以在我国得到适用。原《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具有国际法、国内法、冲突法三个层面的作用,其也是当下我国国际民商事条约适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总体来讲,我国采取的是“以直接适用为原则,以转化适用为例外”的国际民商事条约适用方式。除知识产权条约外的国际民商事条约均能够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就国际民商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而言,存在直接适用模式与国际私法适用模式两种。我国法院既可以排除国际私法而直接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还可以根据条约设定和国际私法规则实现对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适用。

  内容提要:处理打击错误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个别化的故意,即个案中法益主体个别性对于行为人主观认识和意欲是否重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在财产犯罪中,除具有特别认知的情况外,行为人行为时通常无法认识到特定的法益主体,无法形成针对该主体的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不排除故意归责。在侵犯人身法益的犯罪中,尽管行为人行为时能够认识到特定的法益主体,但只有当他根据社会分工能够信赖自己支配了危险现实化的进程时,他才具有个别化的故意,打击错误排除故意归责。在侵害复合法益的犯罪中,需要具体判断发生打击错误的法益,并做相应的处理。

  内容提要: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立足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近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也存在制约其治理效能发挥的现实短板。在国家治理视野下,可以通过挖掘检察制度和公证制度的制度潜力,探索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证机构的服务、沟通、证明、监督职能相互叠加赋能,同时充分发挥公证机构在保全证据、预防纠纷、承接辅助性工作及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独特优势和丰富实践经验,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进一步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国家治理效能中的制度优势。

  内容提要:公司为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的适格被告为我国通说,目前就适格被告认定之依据、判决效力扩张之前提、利害关系主体程序救济等问题,尚无进一步研究。为合理衡平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程序保障,适格被告不应仅局限于公司。从股东会决议事项涉及利益类型观之,利害关系主体分为一般股东、内部特定人员和外部特定人员。在适格被告的认定上,应采公司和内部特定人员均为适格被告的“二元论”,外部特定人员则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三者均应给予充分的程序保障。内部特定人员为适格被告时,应尊重其程序处分权,无须强制其应诉,如应诉则须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利害关系主体非因自身原因而未参与诉讼时,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资救济。

  内容提要:在“互联网+”背景下,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在线诉讼程序的普及发展,诉讼文书送达也趋于电子化方式。虽然《民事诉讼法》将电子送达作为法定送达方式之一,但目前电子送达仍存在着适用范围限缩化、送达标准单一化和救济措施空白等多重困境。为了确保电子诉讼高效便民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应当扩大可适用电子送达的诉讼文书范围;在“到达”生效主义的基础上以受送达人电子地址获取方式建立积极生效和消极推定生效的“修正的到达”主义类型化生效标准,以解决知悉主义和到达主义的双重失灵;在明悉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基础上构建转化送达和补正送达的救济模式。

  内容提要:《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化,“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普适性标准过于模糊,“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内涵不清,“没有依据”指向不明。立法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亦陷入困境。有必要在厘清“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不成立”与“无效”...